王昭君传说的异地同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全小国，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遗保护、文化产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摘要：昭君出塞是一个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直至今天，在全国各地流传着王昭君传说，并形成湖北兴山、山西和内蒙古等多个传说圈。与王昭君相关的历史事迹或民间想象、当地风物的锚定、时代因素的推动等是王昭君传说圈生成的主要原因。王昭君传说圈之间存在主题互补、内容互文和思想互通的异地同塑现象。通过对王昭君传说圈的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到空间维度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规律。这个规律主要体现在历史共忆、情感共鸣、文化共识和精神共通等四个方面，即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发展历程、情感诉求、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对新时代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王昭君传说；异地同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文化风情，那么，在空间维度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绝不应仅仅停留在理念上，更要体现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实践。因此，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以地理空间为视域，以某个文化事象为切入点，能让理论研究更为具象和深入。
昭君出塞是一个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且依王昭君的人生轨迹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昭君故里、长安皇宫、出塞途中和塞外草原等关键节点，因而诸多与王昭君相关的传说在不同地域生成并流传至今。以往将王昭君传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联的研究不多。崔明德、宋涵对王昭君传说的地域分布及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王昭君传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朱林提出，王昭君传说的区域互动连接了民间传说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其文化共享的特点能为揭示民间传说由地域认同向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转化提供一种路径。笔者在一篇小文中认为，基于昭君出塞的文化根源，王昭君传说中明显呈现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总体特征。时至今日，王昭君传说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依然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本文尝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传说圈为视角聚焦王昭君传说，并从王昭君传说的异地同塑来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规律。
一、王昭君传说圈的形成及其规律
柳田国男曾提出“传说圈”，并指出，“为了研究工作上的方便，我们常把一个个传说流行着的处所，称作‘传说圈’。……无论多么小的（不著名、范围窄）传说，也必有核心，这使传说的吞并和同时共存，都产生相对困难。唯独一个折中主义的办法，就是把故事的中心人物变成为超群的旅行家。”由于王昭君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以及人生轨迹的地域变化，王昭君传说逐渐形成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几个核心区,并构成多个互有关联的“传说圈”。
（一）王昭君传说圈的形成
第一，湖北兴山王昭君传说圈的形成。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是昭君故里，当地的王昭君传说主要以昭君故里的山水风情民俗为中心，讲述王昭君在家乡生活、离乡入宫、出塞前回乡探亲和出塞后心系家乡甚至神化的传说。这些传说以昭君村为中心，并以香溪河为脉络，且附着在当地的各类风物之上。昭君故里的传说数量多，内容涵盖面极广。不过，笔者多次在兴山县实地调研了解到，其中有一部分传说是近40年才产生并传播。这些新传说产生的缘起是当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建王昭君纪念馆。由于种种原因，王昭君纪念馆并未修建在历史上所认同的王昭君出生地——陈家湾，而是在附近另找了一个名叫宝坪的村庄。于是，在政府主导、文人参与和村民的热情配合下，围绕宝坪村编出了一系列新传说。湖北兴山的王昭君传说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王昭君在家乡生活的传说，比如《宝坪的由来》《望月楼》《鲤鱼困沙洲》《稀荒垭》《娘娘井》《昭君渡》《楠木井》《木箱溪》《站穿石》《白鹤茶》等；二是王昭君离乡入宫的传说，比如《妃台晓日》《金龙含珠》《绣鞋洞》等；三是王昭君出塞前回乡探亲的传说，比如《昭君的锦囊》《珍珠潭》《桃花鱼》《香溪免潮》等；四是王昭君出塞后心系家乡甚至神化的传说，比如《鸽子花》《马龙潭》《琵琶桥》《三熟地》《王字崖》《百日还香》《骆驼峰》《梳子洞》等。这些传说故事共同编织出王昭君完整的人生，也塑造了立体丰满的王昭君形象。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王昭君像
第二，内蒙古王昭君传说圈的形成。内蒙古的王昭君传说大多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昭君墓和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为中心，讲述王昭君出塞后在内蒙古生活以及神化的传说。其中，围绕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墓的传说包括《昭君桥》《石人湾》《银针衣》的故事等，围绕达拉特旗昭君坟的传说包括《昭君坟》《糜子和昭君蛇》《昭君庙》《金马驹》《大仙洞》《落雁崖》等。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昭君墓在唐代杜佑所著的《通典》、宋代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和元代脱脱等所修的《辽史》等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清初钱良择在他写的《出塞纪略》中，记下了昭君墓前有石虎、石马、石狮、石幢（石幢镌有蒙古文字）；墓顶有小亭，内藏佛画及绸布、豆麦等物。墓旁还有一棵围径一丈有余的大柳树。”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位于昭君镇，距离黄河金津古渡不远。传说王昭君在该渡口登船时，不慎将一只绣花鞋跌落，被民间捡到并收藏。王昭君死后，人们将绣花鞋葬入二狗湾村东圆形土梁上石头山的一个石洞里，这座山丘被当地人称为昭君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二狗湾村西南面台地上，发现了汉代古城址。黄河北岸金津渡口东北4公里处就是包头市郊的召湾村，195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召湾村清理汉墓时发现“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千秋万岁”等铭文瓦当。这些传说、遗迹和文物也是学界推测昭君出塞可能是沿着秦直道从长安出发一路北上的重要证据。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王昭君墓
.第三，山西王昭君传说圈的形成。山西的王昭君传说是以相传昭君出塞时经过的地点和朔州青钟村的昭君墓为中心，讲述王昭君在出塞途经当地时以及死后神化的传说，比如《昭君出塞》《王昭君千里去和亲》《王昭君走过五路山》《昭君出塞路经左云境》《昭君出塞经雁北传说》《昭君湖》《昭君泉》《龙凤门》《扇庄》《白羊城》《蹄窟岭》等。朔州的青钟村原来叫青冢村，后改名青钟村。青冢村之名就是因当地有昭君墓而起。当地村民每年清明节或七月十五时，都会手捧高香、供品、鲜花等物自发地到昭君墓举行祭拜活动，祈盼昭君娘娘保佑全村年年平安、岁岁消灾。《左云县志》又说：“蹄窟岭，俗传啼哭，讹也。明妃何处不啼哭？盖因出塞，道经此岭。其石上有马蹄窟，至今痕迹宛然。”这些无论是记载在文献中还是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既是对当地自然和人文风物的文化阐释，也是要借助传说与风物来坐实昭君出塞经过山西这一可能的事实，从而持续增强昭君文化与当地的关联性。
山西省朔州市王昭君墓
（二）王昭君传说圈的形成规律
第一，历史事迹或民间想象。在两千多年来关于王昭君的史籍文献和文人吟咏中，随处可见昭君故里和昭君村的记载。王昭君在家乡的成长经历、选秀入宫等事迹自然成为当地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被民间社会以传说的形式持续演绎。内蒙古是昭君出塞之地，王昭君出塞和亲后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因此在当地也留下了不少关于王昭君的传说。山西大同被当地民众认为是王昭君出塞时途经的地方，朔州也因有昭君墓而被当地民众视为王昭君的魂归之所。从中可见，当时边地民众对昭君出塞和亲带来和平安宁的感激之情。历史是人类关于自身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行至今日的共同记忆，因此，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便容易成为历史记载和民间想象的焦点。当地民众需要这些关键记忆点来串起那些逝去的岁月，从而让古今相通，并祈求在与古人的跨时空对话中获得更加厚重的生命体验，而历史人物传说就是能够满足民间社会实现跨时空对话的媒介之一。
第二，当地风物的锚定。在中国学界，传说圈理论得到了认同和发展，乌丙安提出“风物传说圈”的概念。他认为，“往往十分平常的遗物遗迹或地方，因著名的历史人物或史事而不平常起来，这正是风物传说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传说与地域有着密切关联，“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在王昭君传说圈中，这一特征也极为明显。湖北兴山的香溪河将县城与外界连接。据传，王昭君当年入宫时就是乘船沿着香溪河驶入长江再辗转进京。因此，围绕香溪河就有很多跟王昭君传说相关的风物。陈家湾是历史上昭君院（昭君宅）、昭君庙、昭君祠和昭君台的所在地，如今依然有妃台山、昭君台、昭君老宅、古井等风物留存。20世纪80年代建设王昭君纪念馆时，由于陈家湾人口较多，且是兴山县的重要蔬菜基地，搬迁难度大，因此，当地政府就把王昭君纪念馆建到了相距不远的宝坪村。于是，当地的文化专家以宝坪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打造了望月楼、楠木井、三熟地和王字崖等风物，并围绕这些新的风物杜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传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昭君墓、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以及山西省朔州市青钟村的昭君墓是当地王昭君传说圈形成的中心点，围绕这些重要风物产生了诸多传说。历史上，湖北兴山的昭君村（指“陈家湾”）有昭君庙、昭君祠，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昭君墓和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也有昭君庙、大仙洞或娘娘庙,且如今依然存在。这些纪念物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除非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否则就能长期留存，成为王昭君传说的关键记忆点。当地人们只要看到这些风物，就能想起与之相关的传说。因此，王昭君传说依附于当地的各类风物得以生成和活态流传。
第三，时代因素的推动。传说是人们口耳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具有突出的活态性和变异性。由于传说的活态特征和古代信息储存媒介的局限，我们无法了解王昭君传说在历史上的原貌。但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历史人物传说，王昭君传说自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以来就已产生，且因时而变。从历史信息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在东汉早期的一面铜镜上刻有昭君出塞的故事，其铭文中写道：“后宫列女王昭君，隐匿不见坐家贫。待诏未见有失神，长迫受诏应众先。倍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这些铭文给人们传达的王昭君故事已经具有传奇色彩，而不仅仅是对史实的描述。根据熊长云的判断，这面铜镜属于吴镜，也就是说它的制作地点在今江苏苏州；而其出土地点则是广西桂林平乐县平乐镇糖榨村一农田内的古墓葬。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在东汉早期，王昭君的传说就已在民间生成并广泛传播。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过昭君村》一诗中写有“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可见，唐朝时，王昭君故乡的人们为了避免自家女儿因貌美被选中入宫和“塞外受辱”，竟然要在女孩脸上烧出瘢痕使之变丑。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兴山当地民众在教训孩子时依然以“昭君娘娘祸北番”来训斥孩子的调皮、捣蛋或不听话，意指其是个“小祸害”；当地王姓人家依然会被别人嘲笑说，“你们王家祖上出了个王昭君”，意指王昭君先后嫁给了一对父子，是很耻辱的事情。时至当代，昭君故里的王昭君传说依然在不断变异。20世纪80年代初，兴山县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建设了王昭君纪念馆。为了弘扬王昭君的正面形象，兴山县涌现了一大批传说写手和讲述者，以传说的形式颂扬王昭君的品行、容貌和功绩。自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兴山县全面搜集整理王昭君传说并申报非遗，还出版了不少关于王昭君传说的书籍。可见，时代因素持续推动着王昭君传说的生成与变异。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王昭君纪念馆
二、主题互补、内容互文与思想互通：王昭君传说的异地同塑
在不同传说圈中，同一个传说即使是在讲同一个情节单元时，也会处处体现当地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从而彰显出传说在意涵上的趋同性与表现上的差异性。柳田国男认为，“同一个传说带着微妙的差异和明显的共同点，在全国各处并行传承着。……我们把这些一个一个孤立状态的地区称为传说的共信圈。”王昭君传说在不同传说圈中也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和“微妙的差异”。总体而言，王昭君传说呈现出传说圈之间的主题互补、内容互文和思想互通的异地同塑样态。
（一）传说圈之间的主题互补
王昭君传说的主题在不同传说圈中的差异，既源于地域间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不同，也与王昭君在当地的人生经历直接相关。王昭君传说中的昭君选秀入宫、自请出塞和亲、回乡省亲、促进家乡和塞外的技术或物资交流、死后神化帮助当地民众等情节母题，虽然在不同传说圈中都有体现，却因人生经历和地方风物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湖北兴山的王昭君传说中，有大量关于王昭君出生和成长的故事。其中，关于王昭君的出生，有《昭君出世》《昭君姑娘》《望月楼》《宝坪的由来》等；关于王昭君的成长，有《替母还愿》《梳妆台》《琵琶河》《木箱溪》《鲤鱼困沙洲》《技高一筹》《巧护楠木井》《香肠鱼》等。昭君入宫和出塞是王昭君人生历程中的关键时刻，因此，在昭君故里的传说中，与王昭君离乡入宫和出塞前回乡省亲返程这两个时间点相关的传说也极为丰富。在这些传说中，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会对王昭君离乡传达出挽留或不舍之情。乡亲、父母与昭君之间的情感升华，也在山水草木被人化或神化之下得以衬托和渲染。内蒙古的王昭君传说主要是昭君出塞后的塞外生活以及王昭君死后神化的内容，并以当地的昭君墓、昭君坟、大仙洞和昭君庙等物象为附着物，同样使得王昭君传说能扎根当地，在老百姓中世代流传。时至今日，这些传说依然是昭君出塞带来民族和谐、社会安宁的民间想象，体现着当地各族民众的文化认同。山西的王昭君传说则以昭君出塞路过山西为基点，演绎出期间发生的点滴传说，并以蹄窟岭、武州城、白羊城、晾马台、马路坡、亮马台、饮马泉和琵琶老店等物象增强传说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事实上，关于昭君出塞的路线，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载，学界主要存有两说，一是主张陕甘间的秦直道，二是主张山西的通塞中路，而流传在山西的王昭君传说往往成为第二个主张的重要证据。传说中既有历史真实，也有民间虚构，但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在一代代民众跨越千百年的流传不息中，这些传说已经融入人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当地文化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王昭君有着选秀入宫和出塞和亲等重要经历，且因她在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地的人生经历不同，因此，在不同传说圈中生成和流传着主题各异的传说。各个传说圈通过差异化的主题，在民间想象中共同拼出王昭君完整的人生历程，也使得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传说圈以王昭君传说为纽带构成了一个互为补充和紧密关联的文化系统。总而言之，从王昭君传说这一微观文化事象的分析中，我们也能管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在空间维度上的生成模式和呈现方式。
（二）传说圈之间的内容互文
同一个传说主题在不同的王昭君传说圈中会存在内容表述的互文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类似物象或情节表达相同的故事内涵，二是同一物象或情节表达类似的故事内涵。
首先，类似物象或情节在不同的传说圈中虽然表现方式各异，但传达着相同的故事内涵。琵琶、交通工具（白马、骆驼、马车、汉马与胡马）和飞禽（鸽子、鸿雁、苍鹰）等物象是不同的王昭君传说圈中推动叙事和传达情感的关键要素。在湖北兴山流传的《鸽子花》中讲到，昭君出塞后，促进了社会安宁和边民和谐。白鸽作为信使南飞到长安和昭君故里报喜讯，最后变身为鸽子花，永久留在了王昭君的家乡。在呼和浩特的满族民众中流传的《昭君的故事》中有“鸿雁传书”的情节，鸿雁每年往返于昭君故乡和北海，为昭君和父母传递思念之情。山西流传的《昭君出塞》传说中讲到，王昭君在平顶山上回望故乡，盈盈向南而拜，落泪不止。弹奏琵琶时，苍鹰在空中盘旋，久久不愿离去。传说以苍鹰盘旋来衬托王昭君对故土依依不舍的情愫。这些传说都通过飞禽来传递信息或表达情感，并弥补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空间距离对人物情感的传达局限，使得传说内涵趋于圆满，也间接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颂扬和对王昭君的爱戴之情。
第二，同一个物象或情节在不同传说圈中的呈现方式有些微不同，却又共同表达基本类似的内涵。比如，琵琶在历代昭君诗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中是王昭君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在传说中依然如此。不过，在不同传说圈中，琵琶也各不相同。在湖北兴山的传说中，琵琶弹奏是王昭君从小就谙熟的技艺，她所弹奏的琵琶有不少神奇传说，尤其在《琵琶桥》《琵琶河》《琵琶情》等传说中更是如此。而山西大同的传说《琵琶老店》，讲的是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在出塞途中，夜宿大同城（汉时称平城）的东胜店，在店中弹奏琵琶，倾诉离别故乡之情，优美动听的琵琶声感动了东胜店的四邻。第二天临别时，王昭君将琵琶留于此店以作纪念。店家为了怀念王昭君，遂将店名改为琵琶老店，世代相传。在内蒙古的传说中，王昭君在敕勒川下经过时，琵琶不慎掉落地上被摔烂，匈奴工匠仿制破损琵琶时形制缩小，王昭君戏称“浑不似”（意为“全不像”），后经音讹演变为“胡拨四”“火不思”等异称。传说中还讲到，每逢八月十五和大年三十，人们都能听到昭君坟上有动人的胡琴和琵琶乐声，一些民间艺人还偷偷去学艺。从这三个传说圈关于琵琶意象的不同讲述中，我们既能看到王昭君传说中琵琶叙事的地域差异性，更应关注到它们在各自的叙事情节中表达着基本一致的内涵：一是王昭君心善多艺，二是王昭君爱好和平，三是以琵琶为媒介间接反映出地域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三）传说圈之间的思想互通
历史人物传说是围绕一个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故事集群，而这些生平事迹共同反映着这个历史人物的行为品德、人格魅力和价值观念等思想内涵。各个传说圈中的王昭君传说同样共同展现了王昭君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其中包括王昭君的聪慧美丽、善良勇敢和助人为乐等内外品性的塑造，自请出塞和亲时的无私、勇敢和担当等人格魅力的表达，出塞和亲途中为民分忧、思恋故土等复杂情愫的渲染，塞外生活中维护和平、造福一方和促进南北交流等价值观念的彰显，死后神化的心系百姓、惩恶扬善和普度众生等超凡善举的呈现。这些跨地域的传说中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在王昭君的人生轨迹中有着一脉相承的因果关系，从而以多个传说圈的传说共同塑造了一个完整甚至近乎完美的王昭君形象，并让王昭君成为体现和平精神的中华文化符号。从传说的生成和传播的视角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故事中的思想内涵是当地人们基于共通的文化心理和现实祈愿而产生的美好想象。在传说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又将这些思想内涵在空间和时间维度进行有效传递，凝结成为当地民众的普遍共识，并在社会治理中对民众起到涵养教化的作用。
王昭君传说随着时代变迁而活态传承和变异发展，如今既有历经岁月洗礼而被民众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古老传说，也有当今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全新创作的新传说。这两种传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结构”传说和“后结构”传说。不同传说圈之间的“前结构”传说和“后结构”传说都体现着思想互通的特征。比如，湖北兴山的绣鞋洞传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墓的大仙洞传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的昭君庙传说以及山西朔州青钟村的昭君墓祈福灵验事迹等文化事象是“前结构”传说，它们都反映了当地民间以王昭君传说为中心的信俗活动。这些民间信俗活动首先是基于当地民众对王昭君的普遍认同，进而将其神化，世世代代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排忧解难。调研中了解到，昭君故里的绣鞋洞位于香溪河边、珍珠潭南岸不远处的山脚下，传说中是王昭君入宫离乡时因为鞋子被水打湿后放在河边的一个山洞里，后来就一直流传着往洞里扔石头能求子的传说。前些年因为修筑三峡水库，绣鞋洞被水所淹。在被淹之前，绣鞋洞常常有人去扔石头求子，应验后再往洞里放一双绣花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墓的大仙洞传说、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的昭君庙传说以及山西朔州青钟村的昭君墓祈福灵验故事大体都是讲述昭君娘娘（大仙娘娘）显灵保佑当地百姓的神异事迹。这些雷同的民间信俗活动反映的是各地民众自古以来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心理和底层思想，只是将这种具有共性的文化心理和底层思想映射在了王昭君这一影响力大的历史人物形象之上。
三、空间维度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及其规律
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重要论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本文从空间维度来分析王昭君传说，各地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已是题中之意。而对王昭君这一历史人物的共同情感，也是促进各地各族人民相互认同的关键因素。因此，以传说圈为切入点对王昭君传说展开分析，进而管窥空间维度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规律，则主要体现在历史共忆、情感共鸣、文化共识和精神共通等四个方面。
（一）历史共忆：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发展历程
共同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历史基础。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华大地上的各族民众就有着相互交织、难分彼此的历史。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和平共处，都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地域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战争逐渐减少，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增多。在胶着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有了更多共同记忆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既保存在史籍文献和历朝历代的文物古迹之中，也保存在各地民众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之中。虽然传说的述史功能较弱，想象成分较多，但依然遗存着基础而核心的历史信息。由于古代社会普通民众识字者不多，人们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是传说故事、说唱戏曲和民俗活动等民间文化事象。因此，传说在古代民间社会依然承担着传播历史信息的任务，而且当地民众相信那些传说故事的真实性。从上文关于王昭君传说圈的分析中，我们就能看到，昭君出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王昭君传说的元叙事。各地民众在传播王昭君传说时，就自然而然地传递着昭君出塞的历史。那么，其中所蕴含的因昭君出塞和亲这一共同历史记忆而带来和平、和谐、和善、和美等意涵就自然成为各地民众的共识。
另一方面，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王昭君传说圈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诸多烽火战事。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北兴山战事频仍，“兴山县地处长江西陵峡北侧，扼川楚要塞，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一幕幕历史大剧不断在兴山这个舞台上演。……吴蜀彝陵之战、丰邑坪之战、茅麓山之战、宜昌保卫战、中原突围等等战争留下了大量的军事遗存，也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和包头等地处于农牧交错带，是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频仍的地区之一。“北方农牧交错带是秦汉以后各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碰撞与交融的核心地带，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在此区域进行了两千余年的拉锯战。”山西地区是中国古代的军事要地，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战争最频繁、最典型的地区，朝代更迭中有很多关键战事活动在此发生。从先秦到清后叶，山西地区的古战场多达280处之多。战争带来的是当地民众对战火无情、家园破落和民不聊生的深刻记忆，因此，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王昭君传说圈的民众都渴望和平、祈求安宁。他们借助王昭君传说来表达其对于和平安宁的心愿，同样也是历史共忆的一种表现方式。
（二）情感共鸣：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情感诉求
情感共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情感基础。而安居乐业则是从古至今各地民众的基本追求，因此，自古以来人们都祈求和平安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心理反应。”我们在不同传说圈的王昭君传说中，就能看到各地民众对王昭君通过和亲消弭战事、带来安居乐业生活的感激与认同之情。在这些传说中，各地民众对王昭君的情感主要表现为同情其身世、怜悯其远嫁和感激其奉献。通过这种情感共鸣，跨地域的各族民众拉近了彼此之间在情感上的心理距离。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近年来，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地通过举办昭君文化节等主题活动，经常互相邀请进行文化、旅游、演艺、文创和民族团结教育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延续着两千多年来以昭君为媒的亲情。湖北兴山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两地的政府和民众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湖北兴山人自称为娘家人，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则自称为婆家人。在这种彼此认同中，他们强化了两千多年前通过昭君出塞建立起来的两个地域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不仅在公共场合不断增进交流与合作，在私下也会以亲切的行为和话语来表达彼此之间世代绵延的深厚情谊。
情感共鸣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将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神化来体现。比如，妈祖原是宋朝时期福建海边的一个真实人物，因救助渔民而不幸遇难。后世传说中，妈祖成为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能给航海人以精神力量，鼓舞人们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从而形成了我国沿海一带影响范围极广的妈祖信俗。妈祖信俗反映了沿海一带渔民世代生存的基本需求，并寄托着他们在航海中互相救助、抗御风浪的共同情感。正因如此，以妈祖信俗为纽带，将我国沿海一带民众的情感串联在了一起，进而基于情感共鸣而构成了一个共同体。王昭君传说同样如此，几个传说圈中的民众也是基于对王昭君倾注了深厚的情感，才形成并巩固着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共同体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文化共识：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
中华民族植根于中华大地，中华大地的各族人民共同孕育了中华文化。通观中华民族史，中华大地的边界和范畴并非始终不变，而是经历了中华民族内部政权和兄弟民族之间的分合交融，“说明我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也说明完整的中国统一体，不是由我国某一民族建造的，而是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建造的。”中华大地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沉淀而凝聚成为一个整体，文化认同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基础。
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民族交往、社会活动促进着文化交流与传播，昭君出塞就起到这样的作用。昭君出塞之后，这种影响以其他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其中之一就是王昭君传说的传承与传播。湖北兴山、内蒙古和山西等传说圈对王昭君传说进行了空间维度的异地同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人生经历的差异，使得各个传说圈中的故事内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各地民众共同的祈愿和情感却使得不同传说圈中的故事内涵始终保持一致性。它们互为补充、互相照应，共同塑造了一个完整、立体而鲜活的王昭君形象。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同一个传说圈以“共信”为生成传播的基础，在不同的传说圈之间也同样存在“共信”，在此姑且称之为“圈际共信”。
在民族融合与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圈际共信”的意义不容忽视。如果把中华大地看成一个大圈，那么，它就是由很多个以区域为单位的小圈组成。先秦时期，中国有“九州”和“五服”之说。随着中原王朝视野的开阔，中华这个大圈在向四方逐渐扩散，外面的小圈不断融入大圈中来，其方式包括政权征战、经济交流和文化融通等。不同地域在交往之初，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和经济上的碰撞。随着圈子交流和文化涵濡，小圈汇集成大圈，文化间的共性增加，甚至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并继续与其他地域进行新一轮的融合。当然，民族融合与中华文化的生成过程远比上述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华文化之所以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必须共同维护和发展中华文化这一主干，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当今的中华民族依然保持着多元一体格局，各地区和各民族在共同的文化心理之下，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化特征，秉持着具有普适性的中华文化共识。
（四）精神共通：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和合精神的优良传统，倡导和谐、和美、和平、和善等和合之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国先民的黄色崇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古典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国人素朴的辩证思维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和合精神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基本意指：一是“以和为贵”。这个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各家学说中都有论述，后世的儒家思想也把“和为贵”作为一项基本准则，且在政权交往、国家治理和家庭关系等方面都有体现。在先秦诸子的学说基础和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阐释和践行之下，“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内核之一，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更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阐释。
昭君出塞带来了汉匈两个政权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和亲之一。崔明德曾给和亲下了一个定义，“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从中我们能看到，和亲政策同样体现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首先，和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处理政权之间的矛盾和争端。两个政权以和平相处的方式开展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减少大量军费开支和人员征用，避免因战争对经济社会带来的破坏，有利于休养生息和民众安居乐业。其次，“和而不同”在和亲政策中，主要是以文化互鉴、互市贸易等方式体现。和亲公主给其他民族政权带去了异域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学、习俗、歌舞和技艺等方面。在和亲公主及随从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文化交融自然产生，并对当地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和合精神不仅体现在昭君出塞的历史事实中，作为民间记忆的主要方式，它们同样以传说的形式被不同传说圈中的百姓世代讲述和颂扬。“中华民族是一个绵延不绝的民族实体，同时又蕴涵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构成了增进共同性的认同基础。”因此，这种精神共通反映了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追求，进而构筑了以精神共通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它同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结语
中国幅员辽阔，从古至今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极为密切，中国的传说大多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多地异文现象，无论是本文所写的王昭君传说，还是孟姜女传说、尧舜传说或牛郎织女传说等。因此，在传说研究中，如果只是将目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封闭式深描，力求探究其文化独特性和内涵唯一性，就难免让研究陷入碎片化的境地。
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全中国，将视线穿越古今，就能以通盘观照的眼光、全面比较的方法，发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同类传说之间的共同性，探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在传说中的表征，就能看到一个传说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古今共享和异地同塑，从而构成一个有机关联的传说共同体。传说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的一种类型，那么，从大空间与长时段的宏观视角来研究传说，无疑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题中之意。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