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昭君出塞
两千多年来，昭君出塞的故事一直被各族人民以各种方式怀念和颂扬。昭君出塞，千古佳话，昭君文化积淀厚重。以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为主要内涵的昭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音符，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事例。
昭君出塞，将长城内外相连，开创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和睦相处、互助共赢的模式。历史上，吟咏昭君的作品涵盖了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绘画镜铭、民歌传说等绝大多数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昭君题材的各类作品仍不断增长，表明昭君文化蕴含的爱国、和平、友好、幸福的主题，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人们的美好愿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各族人民还通过建造纪念物的方式来颂扬昭君。在昭君的故乡、出塞地、出塞沿线地区，都有很多昭君纪念物。在包头地区的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瓦当是昭君出塞历史的实物见证。目前能够找到文献记载和实物存在的11座可以确定的昭君墓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岸昭君墓、呼和浩特市东郊八拜村昭君墓、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朱堡村昭君墓、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山西省朔州市青钟村昭君墓，陕西省神木县昭君墓，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昭君墓、保定市高碑店昭君墓，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昭君墓，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昭君墓、菏泽市东明县昭君墓等。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历史记载最早、代表性最强，关注度最高。这些昭君墓所在地区，大都位于长城两边，处于农牧交错地带和民族交融地带。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些地区既有战争冲突，也有互市交融。昭君出塞，结束了汉匈长期战争和对峙的局面，带来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友好局面，成为了民族友好、社会安定的象征。翦伯赞先生指出：“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昭君出塞，是各族人民向往和平、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佳话，也是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昭君出塞被赋予民族团结的内涵与价值。周恩来同志曾称赞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应周恩来总理嘱托，曹禺创作的历史剧《王昭君》，将王昭君由哭哭啼啼的悲剧形象转变为促进民族团结的正面形象。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翦伯赞、林干，文学家田汉、邓拓等纷纷撰写昭君出塞的文章，形成了研究高潮，昭君成为历史上民族团结代表的形象得以确立。
“琵琶一曲弹至今，昭君千古墓犹新。”依托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昭君墓遗址而建的昭君博物院，是集文物保护、收藏研究、馆藏展示和社会教育于一体的遗址性专题博物院，也是各地游客来到呼和浩特的打卡地之一。经过4次扩建提升，现已形成特色文化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有效平台。自1977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院已经接待了3000余万名观众。昭君博物院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基地。“弘扬昭君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1999年呼和浩特举办了首届昭君文化节，至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了25届，文化节以“弘扬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集理论研讨、旅游开发、民俗文化表演、招商引资等于一体。每年的文化节都成为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吸引了八方来客，成为呼和浩特市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对外文化交流的载体、展示民族交融与民族团结成果的平台。“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在王昭君的故乡湖北省兴山县，每年都在农历的八月十五举办“中秋月圆忆昭君”系列活动。各项活动都以弘扬昭君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为主题。此项活动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旅游品牌。湖北省兴山县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之间的来往互动频繁，双方举办的“草原少年回‘姥家’、湖北少年进草原”双向交流活动已被纳入“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全国试点示范项目，仅2024年就有鄂蒙两地3200余名青少年开展了9批次云端、线下交流活动。昭君墓所在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与昭君出塞路沿线11个旗（县、市、区）建立联盟，组织青少年开展线上交流、“云端”活动，让相隔千里的青少年在“云端”聚会，增进友谊。这些活动强化了“各族人民一家亲”意识，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
王昭君从长江流域的湖北兴山来到黄河流域的汉宫长安，又走向大漠草原。“昭君出塞路”全长约5000公里，贯穿鄂、豫、陕、晋、甘、蒙6省（自治区）10市（州）38县（区、旗），并与“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交会对接。昭君出塞沿线各地人民同以昭君为荣，以弘扬昭君文化为己任，共享昭君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自2019年以来，先后成立了昭君出塞路沿线产业联盟、昭君出塞路沿线旅游联盟、昭君出塞路沿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盟、昭君出塞路沿线媒体联盟和昭君出塞路沿线政协主席联席会议。“昭君出塞路”沿线地区的联动与经济文化开发，既是昭君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享发展机遇的体现。昭君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凝聚力和转化力在现代社会继续绽放光彩，展现魅力。
昭君出塞不仅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而且走出国门，产生了世界影响。早在奈良时代（710—794）昭君出塞的故事就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便指昭君出塞。此后，历代日本人以诗歌、故事、小说、散文、戏曲、绘画等多种方式讲述昭君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家有吉佐和子和井上靖分别创造了小说《落阳》和《明妃曲》，借昭君故事控诉战争带来的灾难，畅想战后的美好生活。昭君文化也传到了朝鲜半岛。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者崔演、金昌业、许葑等都写有咏昭君诗。昭君文化在越南也得到了广泛传播。阮朝中后期文人杨叔珨的诗集《闲中咏古咏史》收录了七首昭君诗。他赞扬昭君对和平的贡献堪比长城：“胡有戎兵汉女兵，栉巾亦可作长城。满朝文武当多谢，免得风沙塞外行。”喃传《王嫱传》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19世纪初，英国汉学家德庇时将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汉宫秋》译入西方，此后，昭君文学作品大量译入英语世界。西方汉学界也有不少关于昭君的专门研究。2009年，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将“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评为“特别贡献奖”，在全球化背景下，昭君出塞所蕴含的和平、友爱、和谐、发展的理念更加彰显其价值。
（作者：王绍东 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