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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溪文化研究——昭君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日期: 2019-09-12 11:08:09来源:宜昌市昭君文化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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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溪文化研究

  ——昭君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李敏昌 三峡大学

   内容摘要:在前后相隔二十余里的香溪,能产生屈原、昭君两位历史伟人,应与香溪独特的历史地理有密切关联。香溪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是楚文化、巴文化、巴楚文化和蜀文化的融合体。其历史底色在于此地曾是楚国的地望、楚之夔子国的政治中心。充分借鉴流域文化、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路,深入挖掘香溪文化核心理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天问精神、忠于祖国、珍爱和平的昭君精神”是昭君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习近平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撑,是衡量社会文明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地方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硬力量,研究昭君文化,助力地方创新发展,是兴山打造自身特色的必然之举。

  昭君文化研究的兴盛是一件幸事。内蒙湖北陕西山西诸地学者就这一共同话题的探讨,对深化昭君文化研究意义非凡。研究昭君文化,需要有大气概:求同存异、尊重彼此;需要有大视野:尊重历史、前瞻未来;需要有大思路:赓续继往,推陈出新。

一、香溪文化的提出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连续的文明历史,“纵横一万里”复杂的地理空间。复杂的地理空间,使得各别体量的地域之间,自古至今存在着自然与人文的种种差异,并孕育出或显或隐、或鲜明或模糊的地域意识、地域特色。[①]

  行政区域历朝历代皆有变化,但地域文化、地域学术是相对稳定的。历史上秭归、兴山在行政归属上分分合合,但从地域文化上看,则是同一类型,共享一溪水,共顶一片天,文化风俗几无差异。抛开行政区划理念来研究香溪文化,使其成为二地共同的文化元素,具有一定的意义。

  香溪是源起神龙架、流经兴山、秭归的长江支流。长江干流拥有700多条一级支流,主要集中分布在上游四川盆地和中游的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其中长度在500千米以上的有18条,长度超过1000千米的有6条,它们是汉江、雅砻江、嘉陵江、大渡河、乌江和沅江;长江拥有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支流437条。香溪是长江的一级支流,其河长和流域面积较小,水量和水力蕴藏量也不如许多大支流多,但是,由于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二千余年,且有神农尝草的历史传说,更兼有楚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和汉代远嫁匈奴的一代美女王昭君都诞生在这一流域,所以反而比许多大支流更有名气。深入认识香溪江河文化,分析其内涵与外延,挖掘香溪文化的精髓,探讨香溪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对于拓展并丰富巴楚文化内涵、深化对屈原、昭君文化底色的研究,做强区域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学界来看,各江河文化研究十分繁盛,但提出香溪文化还是首创。对香溪的研究,以前多集中于古巙城和高阳城,或集中于屈原、王昭君等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从整体的视角研究香溪文化,算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香溪文化是楚文化和巴楚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楚文化和巴楚文化的共性,又有江河文化的特质。在古代华夏诸民族中,同居于奔腾的峡江两岸的巴人和楚人,是最富于进取心和理想精神的,凝聚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天问精神、忠于祖国、珍爱和平的昭君精神,从而构成了香溪文化的深层内核。理解昭君其人及昭君文化现象,离不开其地域底色。

二、香溪文化的学理基础

1、流域文化

  讲人类文明,绕不开的是河流。流域文化也称河流文化。流域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文明类型,被人们认知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把其称为“大河文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这些大河文明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河流与人类文明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河流的文化生命。河流文化不仅是孕育多彩民族文化的温床,与多彩民族文化的诞生、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至今仍是保护、传承、发展与利用多彩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江、河、湖、海、川为载体的文化研究精彩纷呈。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珠江文化等。

  河流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问歇流动的天然水体,在英语中,河流就是指注入海洋、湖泊或另一条河的天然水流。汉语词汇丰富,我国对河流的称呼不是一个简单的RIVER所能概括的,如较大的称江、河、川、水,较小的称溪、涧、沟、浜、曲等。

  
马克思认为,人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母、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有水的地方才有牲灵,;水与人类生死相依,人类文明因水而兴,与文明的缔造和发展息息相关。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机、就有灵性,有河流的地方就具备了文明发生的客观条件,如西亚的两河流城、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印度的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城,以及希错,罗马的地中海区域,相应地形成了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东亚文明和欧洲古典文明。江河湖海等水的因素总是与文明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水文化,是以水为载体、以人与水的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水。早在2600多年前,管仲在《管子·水地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孔子在《论语》中说:“智者乐水”,为水具有“德、仁、义、智、勇、察、贞、善、正、度、意”等十一种美德。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都说明水具有显著的文化意义。

  中华文明享有无与伦比的规模和连续性,而这背后的原因又在其强大的文化支撑力,从而产生了吸引力。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大河文明。[②]

  河流在造就物质文化成果和文化传播与交流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们流淌出物华天宝的大地、改造出多姿多彩的山川,使星罗棋布的城镇与乡村围绕其间,众多民族在其间演绎着万种风情,创造出厚重多姿的古今文化,其中也包括水文化。由多种文化组成的

  一个水系干流和支流所流过的地区被称为流域。由于气候、土壤和水环境的不生的流域文化,鲜明地打上了各自流域特征与烙印。

  中华文化是由各地区、各民族、各种类型的文化组成,是多元的、变化的、发展的,不同流域各种文化都是在本流域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长江流城在先秦时就诞生了对中华文明产生深正影响的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后,它在中国经济、文化中领头羊的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后诞生的湖湘文化与海派文化对中国近代文明进程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河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自然属性,即河流的冲刷对流域板块的演变上。在以自然水系为单位的流城内,工农业、交通,包括战争等方面都因与水的关系或深或浅,而构成了不同的水文化体系,沿各流域干流而兴起的城市更是因水而兴、因水而建,因水而发展。

  水文化,作为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2006年,联合国为第十四个世界水日确定的主题为“水与文化”。水文化之所以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人与水的矛盾、人类所面临的水问题。

  中国约有 10 万多条河流,组成了华夏庞大的江河网络。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逐江河而迁,傍江河而居,面江河而住,繁衍发展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在长期治理江河、利用江河实践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江河文化。[③]总体看,中国在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大河文化、泾渭流域、汾水流域、松花江流域等的研究方面成果十分丰富,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和体系,以长江文化或文明而言,作为大区域文化,自宋南渡以来,长江文化就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各个支流的文化研究,则相对处于起始状态。

2、地域文化

  地方学是随着文化研究的繁盛应运而生的学科。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就有人提出了“北京学”的概念并于1998年在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北京学研究所;福建泉州提出“泉州学”。在境外,

  伦教和巴黎,有一批当地的市民和文化学者,研究自己的城市,热爱自己的祖居地,形成了伦数学和巴黎学。

   就湖北宜昌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刘开美、曹诗图、孙世强等知名学者开始提出“长江三峡学”的概念。1995年湖北省宜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宜昌分院主办的《宜昌社会科学》第4期,首次发表了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所属长江三峡文化研究所课题组《创建“长江三峡学”的初步构想》一文“。从文中首次提出“长江三峡学”的概念,并在随后的十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全国出现的当代地方学学科,还有江汉学、河洛学、元上都学、西口学、武汉学、南京学、杭州学、西安学、广州学、兰州学、青岛学、开封学、安阳学、河西学、关东学、泰山学、故官学、齐学、鲁学、浙学、楚学、吴学、晋学、关学、巴蜀学,以及后来呼吁成立的长安学、河套学等。全国地方学学科发展的规模更大了。这表明,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运而生的地域文化研究,已经进人学科建设新的发展阶段。

  从地域学研究的视角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应避免概念的泛化,不是任何一个地域都可以称之为某一地域的文化。而是要在该地城文化中概括出区别他地域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作为该地城的标志性文化,既可以是该地文化的综合,也可以是更能反映特色的诸如自然生态、民俗风情或者历史名人文化中的一个方面。香溪文化从总体上看,属于楚文化、巴楚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更多地融入了多种类型的文化元素。从地域上延伸到神龙架、兴山、秭归的广阔区域,因此应充分吸收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

  香溪文化符合作为地域文化的特质。

  一是在香溪的源头,存在着古老、神秘的神农架文化

  在神农架古老的谜一样的山林里,积淀着古老的谜一样的文化。独具魅力的神农架文化像一樽陈年老酒,香漂万里,醉人心脾,令人心往神驰。神农架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显著特点:这就是古老的山林特色。既保留了明显的原始古老文化的痕迹,又具有浓厚的山林地域风貌。其区域文化特色被视为亚洲少见的山地文化圈----高山原生态文化群落带。

  神农架林区的民间文学是神农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珍贵的汉民族神话史诗,优美抒情的民间歌谣,绚丽多彩的传说故事,构成了神农架民间文学的宝库,也是上个世纪以前的古老文化封存在神农架的有力见证。

  汉民族神话史诗《黑暗传》的发现受到了我国神话学界和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丹麦的汉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评价。这部长达3000多行的史诗唱本,记录着汉民族的远古创世神话。被我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判定为汉民族广义的神话史诗,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黑暗传》的保存,是神农架先民崇敬上古开天辟地的英雄而歌唱的结果。他们把神话当做真有其事的历史知识,代代往下传唱。一些老歌手把《黑暗传》手抄本奉为经典,当作传家宝加以珍藏,从不轻易示人。在神农架,把《黑暗传》带进棺材作陪葬或死前埋在地下不为子孙所知的事屡见不鲜。《黑暗传》的发现,是中国古神话的发现,打破了汉民族没有神话史诗的定论,对于中国神话学和楚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也因此成为神农架民间文学宝库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神农架民歌的演唱形式、音乐色彩和语言艺术十分古老和丰富。许多民歌珍品历传不衰,成为神农架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闪耀着古楚文化的灿烂光辉。薅草歌声情并茂,明快悠扬;婚礼歌脍炙人口,趣味盎然;丧礼歌音色古朴,粗犷苍凉;民间小调抒情状物,盛情真挚。

  神农架的文化生态与其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一样包含着巨大的价值而且具有长期恒久的魅力。其独特的文化个性,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她背后蕴含的真正的资源价值,承载着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可能性,并给予神农架一个真正安宁与幸福的承诺。[⑤]

  二是香溪文化的主体是楚文化,但又深受巴文化、巴楚文化和蜀文化的影响,从而别具一格,形成了香溪文化。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南部是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区;贵州、云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楚文化影响。

  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

  巴文化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据专家学者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现重庆直辖市全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鄂西、西达川东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巴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

  巴楚文化,顾名思义,显然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的巴文化加上楚文化,而是两种文化激荡交流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

  从人文条件来看,古代称为夷陵(彝陵)的宜昌是巴人和楚人交错并交融的地段。有关的文献记载很明确,有关的考古发现很丰富。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所记,约在西周中期的末叶,夔就成为楚的别封之国了。夔在今秭归,位于宜昌的西部。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廪君蛮部巴人的发祥地是武落钟离山。武落钟离山即佷山,在今长阳,位于宜昌的东部。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周之季世”,楚国曾经帮助巴国平边境动乱。秦汉以后,峡江地带仍由巴人和楚人错居杂处。《华阳国志·巴志》记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说:“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

  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本来就赋有融合遗传的优势。巴民族与楚民族的交往,以及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因此,无论民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蜀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概念,专指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的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香溪历史上是楚夔子国的活动中心,秭归是楚王始封地,当然文化主体是楚文化。但由于这一地域上承渝万,下接巴楚,地域空间本身就犬牙交错,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自然十分频繁。使得香溪文化特质十分明显。

3、长江文明

  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1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及经济总量均占全国40%以上,是目前国家三大重大战略发展区域之一。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互相支撑,使得中华文明承传不坠。冯天瑜指出,四大文明古国,皆仰赖大河的恩惠,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之于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都是江河的赠礼”[⑥]。张正明指出,对于长江文明,既要把它放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总体格局中做横向的考察,又要把它放在从远古到晚近的历史流程中做纵向的考察[⑦]。陈剩勇提出,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在江河相济、南北互补中铸造辉煌的历史[⑧]

  20世纪下半期以来,长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业已证明,长江也是中华国族的母亲河,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长证文明也和黄河文明,以及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区域文明一样,既有作为中华文明的共性,又有作为区域文明的鲜明个性。研究长江文明的生成。发展轨迹、特征,以及它在中华文明中的定位,既是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化,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弘扬。

  滔滔的长江是大自然一系列神奇的造山运动的成果。如果把长江比作一个自然伟人的话,那么“他”是经过近2亿年的“十月怀胎”,直到800万年前才降生在神州东南的大地上。长江虽然有大约300万年的历史了,但是把长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区域文明来认识和研究,大概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起步的。

  继六七十年代考古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资阳人,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潜文化、马家派文化之后、80年代又进一步发掘了三星堆遗址、马山一号楚墓、楚地曾侯乙墓等古文化遗群,出土了从古人类牙齿化石、头骨化石、古动物骨骼化石,到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铁器、漆器、玉器、丝织品等完整、众多的古文物。1985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四川省巫山县龙骨坡发掘出一颗人类门齿和一段较为完整的人类下颌骨,以及包括巨猿在内的116件哺乳动物化石和三件石器,经众多科学家测定,确定其年代距今天维200万年,比元谋人还早30万年,属于人类化石的“能人”时代[⑨]

  21世纪的长江文明,是推动中华民族全面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最强劲的引擎,是推动中华文明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最有力的战略支点,是以生态文明为基础又驾乎生态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文化生活方式之上的具有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区域文明模式。

三、香溪文化的历史底蕴

  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一种文化类型的提出、论证与界定,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该文化主体的确定,即文化主体研究,它直接导向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性质的析分,同时还要确定该文化系统的基本内核和文化品格,以及与亲缘文化异质文化的融合关系;二是文化特质的整合与抽象,文化资源的潜力与价值评估。一种文化的研究还涉及该文化系统的渊源、积淀和承传,以及文化自身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概括起来说,文化形态的风格研究必须突出该文化的特质,标画出该文化特征,并着眼于文化传统与现代开发的有机结合。所有这些研究都必须结合社会史自然史相互制约、互动互补的关系,从而理清其辩证发展规律。

1、香溪的古文化遗存

  香溪流域在一般人看来,地处山区,相对闭塞。但从远古的发现来看,这一

  区域是比较活跃的地区,甚至是巴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1958年、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对长江西陵峡及附近部分地区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包括采集点)50余处。考古研究所选择了其中的宜昌杨家湾、三斗坪、种归柳林溪、鲢鱼山4处古遗址并进行了试掘、调查采集到的标本和试掘获取的出土遗物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有着相当大的共同性;第二类遗存的时代相当于中原西周或稍早、第三类和第四类遗存的时代大致相同或相差不远,相当于中原东周时期。调查整理认为,第二、三、四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大致属于楚文化系统。[⑩]

  三峡地区是古代巴、楚民族活动的重要区域,正如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景略、张忠培先生所说:“三峡是探讨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三峡是我国古代巴人的活动区,也是早期楚人的重要活动区”[11]。通过对三峡地区部分周代遗址所出土的遗物来看,三峡地区巴、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现象十分明显。在三峡地区巴人活动的区域里,考古发现的遗存经常包含有楚文化因素,如在巴人的遗址地层或墓葬中发现楚文化的遗物,此外,有些地方还发现楚人的墓葬。三峡地区这种“似巴非巴、似楚非楚”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广大学者们的关注,并为此展开了三峡地区巴、楚文化关系的讨论。

   香溪古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秭归的香溪镇和兴山县的的高阳阳,二镇历史久远。

  在香溪沿线,虽无大的文化名城,但却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屈家岭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且分布范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北至豫西。西边到三峡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屈家岭文化,主要农具是穿孔石铲和石镰,出土有西周时期遗物;王家坝,出土龙山文化或更晚时期的遗物;官庄坪,出土夹砂红陶、夹砂褐陶为主,鉴定为西周时期文物;香溪口的玉虚洞,发现有古人类活动遗迹,出土有石刀石斧等石器时代的石制品。

  香溪镇,曾出土一件国宝,震惊国人。1980年春,在香溪镇出土一柄刻有“越王州勾 自乍用剑”字样的越王剑。1984年8月,曾将此剑调京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珍品展览。目前,该剑陈列在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内。关于越王之剑为什么出现在香溪古镇,有多种解释。有些历史学家推测,当年楚国灭越国之后,此剑作为战利品被楚国大臣收藏,传给了后人。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越国曾经和楚国联姻,此剑为越国公主陪嫁,带到楚国。后世楚王将此剑赐予归州籍大臣,被他们视作珍宝带回原籍。千百年后,终在香溪镇被人发现。越王剑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它至少证明,香溪镇应该是楚王后人活动的重要区域。

  香溪早见之于史书的是《水经注》。《水经注》载“……江水又东南,经夔城南,跨距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东带乡溪,南枕大江。”郦道元文中的“夔城”,考古学家认为就是后来的香溪古镇。

2、楚文化的重要地望

  所谓楚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地域、国家、民族和文化四个层次。具体来说,是指我国周代楚人在楚国疆土上所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支具有浓厚特色的地方文化,楚文化对周邻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周代楚文化在三峡地区的传播,留下了大量的楚文化遗存。

  在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所获得的各个时期文化面貌的丰硕成果中,楚文化在三峡地区的全面揭示当是其显著的成果之一。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黄风春先生的初步统计,已见诸报道的在湖北和重庆库区已发据的文物点中,具有楚文化遗存的遗址和墓地就多达80处,其中湖北库区49处,重庆库区31处。其地域从湖北宜昌遗址透逶迤至重庆的忠县,时代涵盖了西周至战国晚期。

  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秭归地区发现此期遗址数量较多,显示出这一地区极有可能曾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中心而存在过,在西周时期最有可能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群聚集地(有学者认为这里曾经是夔国的根据地)。庙坪遗址这一组陶隔的资料公布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其中,孟华平先生在《称归庙坪》一书中,进一步申论秭后坪遗址的年代为西周中期,文化属性为夔,文化;黄尚明先生认为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文化属性为楚;尹宏兵先生认为其年代为西周晚期晚段,其文化属性为楚。[12]

3、楚国筚路蓝缕起始点

  秭归县县志党史办公室熊德红《熊绎始封“丹阳”“秭归说”新证》一文解决了众多重大疑难问题,特别是众说纷纭熊绎始封地“丹阳”的考证,具有特殊意义,

  千百年来,人们对楚始君熊绎最初的封地“丹阳”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定论。先后有河南“丹淅说”、安徽“当涂说”、湖北“秭归说”、湖北“枝江说”等说法。安徽“当涂说”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已进行了驳斥,后来也无考古证明,今已无人再提。湖北“秭归说”由于考古专家的局部否定,研究的人也很少了。只剩下“枝江说”和“丹淅说”,“两说”均有破绽,至今亦异议纷纭,难以定论。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三峡地区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大量两周时期以前的文物出土,使“秭归说”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对“秭归说”进行深入研究,对弄清楚国的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在熊文基础上,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要尊重现实的存在。在没有新的文献发现之前,应该说见诸文献最早最多的仍为“秭归说”。最早来自《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东晋郭璞注此说:“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虽然郭璞是东晋时期考注的《山海经》,属先秦时期。郭璞被称为中国“风水学鼻祖”,对中国地理研究应有独到之处,他这样注释一定有他的道理,绝对不会是随心所欲。郭璞之后,还有袁崧《宜都记》、郦道元《水经注》、顾野王《舆地志》、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乐史《太平寰宇记》、罗泌《路史》等文献以及现代众多专家学者均认同熊绎始封地“秭归说”。由此可见,“秭归说”见诸文献最早。

  有学者认为在三峡工程修建中抢救性发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如城墙等,我不认为意谓着否定秭归说。在二千多年前,熊绎应是不受待见地分封到穷乡僻壤,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其条件之简陋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楚人在立国之初鄀国盗牛一事,佐证了芈楚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

  二是要破除非此即个彼的思维。楚国都城始终处于变迁之中。“秭归说” “枝江说”和“丹淅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可以互为映证。笔者相当同意熊文提出的“不能轻易否认枝江、丹淅都曾经是楚国的都城”的观点。熊文认为,只有确定秭归为始封地“丹阳”,其他说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理解了。因为楚国八百年历史,其都城一直处于不断搬迁过程。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入的《楚居》篇,“记载从鬻熊开始,楚人都居迁徙有多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这些地点在时间上处于都郢之前。”[14]这些古地名现今考证起来很困难,至今没有定论,也许里面就有枝江和丹淅。随着都城搬迁,“丹阳”之名也随之“搬迁”,枝江的“丹阳聚”应该是始封“丹阳”名的延续。实际上,早在宋罗泌的《路史》卷二十六“高阳氏后”条目下就记述得很清楚:“楚,子爵,芈姓。后熊绎初封,居丹阳,今之秭归县,谓之西楚。后徙枝江,亦曰丹阳,是为南楚。”至于丹淅,本来就有丹水,既可作“丹水于北”解,又可作始封“丹阳”名延续解,只是二者巧合罢了。

  理解在香溪生屈原和昭君两位伟人,特别是理解屈原祖先封地在乐平里,也应是一个侧面的印证。

4、古代夔国地望

  夔,是由楚王族派分而来的一个芈姓小国,其于西周晚期自立门户,至春秋中期被兼并入楚,前后立国达二百余年。关于夔国的历史、地理与文化,部分学者作过一些分析和探讨。徐少华《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析论》认为,古夔国的地望,早期文献认为即汉晋秭归县之归乡,唐宋以来的大多数史籍则进一步指出在当时归州东二十里处,结合 《水经注》所言 “夔城” 的相对位置分析,当在秭归老城以东、香溪汇入长江处的原香溪镇一带。通过近些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秭归老城至香溪一段的长江两岸,发现有较多的古文化遗址,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遗存,当与古夔国密切相关。[15]

  28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熊绎令他的六世孙熊挚(即熊渠之子)别居于夔,作为楚的附庸。熊挚先治巫山,后治秭归。《水经注》载,“熊挚始治巫城,后疾移此,盖夔徙也。”这说明熊挚开始治巫城,后来因病而迁徙秭归。熊挚残疾不能继承王位,楚王封他到夔城(今湖北秭归县辖区),建立夔国。后来熊挚的子孙立有战功,楚王升夔国为子国,即夔子国,以“夔子”作为他的附庸。因而,夔城也称“夔子城”。由于夔子的后代不祭奠始祖,周襄王十八年(前634年),楚成王熊恽令君子玉(成得臣)、司马子西(斗宜申)“率师灭夔,以夔子归。”由于子玉灭夔后曾在夔城驻扎了一段时间,故而此城又名“子玉城”。

  最早介绍夔城地理位置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江水又东南,经夔城南,跨距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东带乡溪,南枕大江。”此处“夔城”,考古学家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后来的香溪古镇。

  考查香溪流域的历史传承,有利于深化对屈原昭君文化的深层解读。

四、香溪文化之魂

1、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

   香溪文化的开拓精神,首先源于长江文化的开拓性、开放性。长江文化是一种富有创造的文化。在史前时期,长江文化的创造了众多的中国之量。从迄今为止的考吉资科来看,主要有:我国目前发现成早的稻作实物,是在湖南省遭县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的;我国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器之一,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下层出土的夹粗砂绳纹陶。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白陶,是距今约7000年的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白陶豆残片。我国也有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织机遗存,见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定经杆、绞纱棒、分经木、骨梭形器、机刀、布轴及齿状器等纺织工具。我国葛磨纤维物迄今发现最早的,是距今约6000年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三块炭化了的纺织物残片。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蚕纹图像,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蚕”纹盖帽上的蚕纹图像。我国迄今出土编早的丝织品,是距今4700年前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世界上最早使用生漆的是长江人,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出土的一件木质漆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漆器,距今已有6500年左在的历史,中国迄今最早的嵌玉漆器,是余抗良渚瑶山9号墓发现的一件朱漆嵌玉高柄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为古老而又精美的木船桨,是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中出土的。我国迄今最早的水井遗址,也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巫术用器,是在河姆彼遗址出土的,等等。所有这此,都有力地证明,长江文化是一种富有创造、开拓精神的文化。[16]

   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楚国在周文、武之世开始崛起, 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2、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天问精神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评价他 “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此,从政时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7]深受楚怀王的信任,曾担任左徒(相当于副宰相)的重要职务。其间他一方面奉令起草“宪令”,另一方面两次出使齐国,合纵抗秦,收复失地,使楚国内政外交取得重要成就。但因他的改革主张触动了腐朽贵族集团利益,所以 “遭馋人而疾之”,致使楚王逐渐疏远了他,进而被罢官放逐。但屈原对其改革政治,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合纵抗秦,进而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却始终矢志不渝,成为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屈原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伟大的诗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传统极其悠久。其发展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是《诗经》。《诗经》的精华在于“国风”中的大部和“小雅”中的一部。这些原本流传于人民口头上的民歌,是劳动人民理想与智慧的结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因此,“风”便成为《诗经》的代称,进而成为文学的尊称。但《诗经》之后,我国古代诗坛沉寂了200年,直至屈原,又才出现了诗歌发展的新高峰。他吸取借鉴楚国民间文学精华,创造了“楚辞”这一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新诗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作为代表作家,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诗作,是“楚辞”中的不朽篇章。因此,屈原所创“楚辞”,便成为继《诗经》之后的又一座丰碑,而屈原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从此,我国文学的尊称,便在“风”字后面加上了“骚”字,使“风骚”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追求理想,持正不阿,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与误国、卖国的腐朽贵族势力不屈地斗争了一生,最后为殉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至死不离祖国的决心,而投汨罗江自尽,终年62岁。屈原这种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屈原的爱国主义富有感情的执着性。屈原爱国主义的情感非常深厚,他那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动人心弦,感人肺腑。这突出地表现在对祖国的报效之志,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和对祖国的忠诚之心。在《离骚》中,诗人表现了自己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和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坚强决心。诗人写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说自己并不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所担心的只是国家的存亡。“乘骐骥以驰骋兮,耒道夫先路![18]”表示愿意一马当先,为祖国开辟走向富强的道路。对祖国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跃然纸上。

3、忠于祖国、珍爱和平的昭君精神

  由于宜昌区位特征,使其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战略地位显著,以致成为“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东湖县志》记载“东湖旧彝陵地,据长江上游,西通巴蜀,为楚北咽喉。周秦以来,无朝不被兵革”[19]。在三游洞对岸的牛扎坪一带也有周代遗物发现,这表明,为应付战事,早在周代时古城先民就同时出现在西陵峡口长江两岸。在1971年3月—1972年3月发掘的37座两汉墓中,有2座西汉墓发掘于葛洲坝,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坑墓,出土铜蒜头壶、釜、鼎、勺、戟刺、带钩、镜、印等器物,在铜戟刺銎端有一阴刻篆体“枳”字,铜印也阴铸着“偻”字。[20]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说,“梦渚草长迷楚望,彝陵土黑有秦灰。至今西塞山头色,犹是当年战血痕”。

  在历史上今宜昌市区曾发生过诸多战事,仅史籍中有记载的就多达数十次。[21]仅三国时期发生的战争就发生10次。这就是建安十三年(208年)的孙将甘宁攻夷陵之战与曹将曹仁围夷陵之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将吕蒙、陆逊克公安南郡后攻宜都郡之战;蜀章武元年(221年)蜀吴夷陵之战;吴赤乌十三年(250年)魏荆州刺史攻吴西陵之战;魏嘉平三年(251年)荆州刺史王基袭吴步协于西陵之战;吴永安七年(264年)魏将胡烈攻吴西陵之战;吴凤凰元年(272年)吴陆抗平定步阐叛乱之战;晋咸宁四年(278年)晋将杜预袭吴西陵之战与晋太康元年(280年)晋将王浚克吴西陵之战。[22]正是这一地缘特征的凸显,方才构成宜昌古代城邑形成及其变迁的主要因素。诸如前面所言宜昌春秋时期最早城邑出现在荆门、虎牙江关,宜昌楚之西塞由荆门虎牙延伸至西陵峡口而隔江出现西陵、夷陵两座城邑,以及三国乃至南北朝时期宜昌城邑多样化现象的出现,都是这方面最典型而又最富特色的案例。尤其是作为一个地处边陲而又贫瘠的山野小邑,居然因为拥有这一显著的地缘特征,竟不止一次地导演出影响国家统一进程的幕幕战事活剧。因军事要塞而成为重要的都市治所,是宜昌的显著特征。

  偏偏在这样一个战火连连的城市,却诞生了我国著名的民族和亲使者,万年流芳的王昭君,这也是城市的一道亮丽色彩。昭君文化的历史底色恰恰是宜昌这座战争古城,因为战争的残酷,对和平合作的期盼也更为强烈,和合文化应运而生。这是理解王昭君自请出塞和亲的起点。理解这一历史事件,必须从历史的长视角来思考。

  宜昌将“屈原昭君故里,世界水电名城”定位为城市名片,是对城市发展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关照的完美结合。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已经融入城市的血液。但昭君文化长期以来研究相对滞后。昭君文化容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精神,是和合文化的集中体现。昭君文化自然应该成为宜昌历史文化中璀璨的明珠,成为宜昌人民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

  昭君是长江的女儿、草原的母亲和民族和亲伟大使者。昭君是在汉“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23],而成为宫女的,时年芳16岁。但昭君名垂青史,却并非在当宫女,而是因自愿请行,出塞大漠,而成为我国古代民族和亲的伟大使者。

  自昭君出塞后,呼韩邪至乌珠留五代单于,都履行了呼韩邪单于与汉元帝在和亲时缔结的协议,代代派单于之子到汉室为人质,代代纳贡,代代不扰边界。到乌珠留单于时期,因王莽篡政,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昭君的女儿、女婿和侄子,为巩固汉匈友好,继续做了大量工作。《汉书·匈奴传》载:“是时,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这在汉匈关系上成为一段佳话。

  昭君出塞是汉匈民族和睦的象征。而昭君出塞又密切了汉匈间的民族交往,加强了汉匈间的民族团结,促进了塞北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千百年来,文人写昭君,百姓谈昭君,关于昭君的传说、故事、诗歌、散文、画卷、戏曲,为巾帼之最。

  深化昭君文化研究,要遵循总书记在7月16日听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中所说的,“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践行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作者简介

  李敏昌,教授,法学博士。三峡大学党委党委、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部长。湖北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宜昌市党史学会副会长;三峡大学宜昌地方史研究所所长、三峡大学昭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邮箱 236772859@qq.com

  


 

  [①]胡阿祥: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学海,2009年01期

  [②] 刘军等编著:水与流域文化,丛书序,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③] 张印忠:推进江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水利报/2015 年/1 月/29 日/第 005 版)

  [④] 参阅:刘开美:地域文化与地方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⑤] 来源:中国神农架网

  [⑥]冯天瑜:中国大河文明探略,载《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⑦]张正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⑧]陈剩勇:长江文明的历史意义,载《史林》, 2004第4期

  [⑨] 叶书宗等:长江文明史,P1-2,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⑩] 杨华: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三峡文化研究(第十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10

  [11] 王风竹:《不使巴风成绝响 三峡文物永风流—著名考古华家黄景略、张忠培两位先生谈三峡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

  [12] 刘前凤、陈智理:三峡地区巴、楚文化的考古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十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10

  [13]熊德文: 《熊绎始封“丹阳”“秭归说”新证》,载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编《屈原文化》【2016】鄂宜图内字第003zg号

  [14]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15]徐少华:《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析论》,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6] 李学勤:长江文化史,P80-81,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版

  [17]《二十四史·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2481

  [18]屈原:《离骚》,陈子展:《楚辞直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41—42。

  [19]清同治三年续修本·《东湖县志》(宜昌市史志办、夷陵区史志办、西陵区地志办校勘整理)、宜昌:宜昌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2012、7。

  [2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205。

  [21]清同治三年续修本·《东湖县志》(宜昌市史志办、夷陵区史志办、西陵区地志办校勘整理)[M]、宜昌:宜昌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2012、207—217。

  [22]清朝同治三年编纂·《宜昌府志》(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编)[M]、宜昌:宜昌市

  [23]《二十四史·后汉书》(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7、2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