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福德昭君”与虚构“悲怨昭君”的历史根源
作者：易行国
摘要：昭君和亲后，前470多年里关于昭君的作品共10件。其中前120多年里产生的3件作品构成了符合史实的“福德昭君”；后300多年的7件作品有5件构成了背离史实的“悲怨昭君”形象，另外2部史籍继续证实“福德昭君”。隋唐统一后，昭君文学作品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福德昭君”作品就多；反之，“悲怨昭君”作品就多。今天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福德昭君”文学作品成为主流。
关键词：福德昭君 悲怨昭君
昭君和亲后，前470多年里关于昭君的历史记载与文学作品总共10件。其中，在《汉书》诞生前120多年里，产生了和亲《诏书》、《昭君诗二首》和《汉书》共3件作品，构成了符合史实的“福德昭君”[1]。此后300多年产生7件作品，这期间大量匈奴南迁与汉人融合，出现大量矛盾冲突、战争以及政权交替，导致中国出现了300多年四分五裂的局面，民众再也感受不到昭君和亲的“福德”，只有深深的伤痛，一些文人无法超越历史，看到未来民族融合后的隋唐盛世，于是5件作品构成了背离史实的“悲怨昭君”[2]另外2部史籍继续证实“福德昭君”。
一、史实“福德昭君”文学形象形成过程
先秦时期，匈奴经历1000多年的发展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秦始皇不得不修缮万里长城来抵御匈奴入侵，但万里长城并没能阻止匈奴南下的铁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白登之围”[3]差点让匈奴要了他的老命，被迫向匈奴和亲。汉武帝拼起汉朝积蓄了近70年的全部国力，与匈奴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战争，结果汉朝国库亏空，匈奴受到重创，双方无力再战。汉武帝实施和亲乌孙50多年，成功瓦解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汉初强胡弱汉这时已经转变为势均力敌的态势。公元前87年汉宣帝即位后，进一步缓和了汉匈矛盾。公元前68年之后，匈奴进入内乱时期，汉匈势力开始逆转。在匈奴内部“五单于争位”[3]的厮杀中，三个单于死亡，剩下呼韩邪单于与他的哥哥郅支单于。公元前54年冬，已经两败两胜的呼韩邪单于再次被郅支单于打败，走投无路，被迫南下。经过犹豫徘徊后，公元前53年他力排众议，采纳了左伊秩訾建议，投靠了汉朝。这时王昭君在今湖北兴山出生。随后，他两次访问汉朝,受到了汉宣帝的热情接纳[3]。郅支被迫西遁，“匈奴遂定”[4]。公元前36年冬，汉朝西域将领陈汤，瞄准机会，借托天子指令，调动周边国家兵力，将郅支单于斩首，汉强胡弱的局势显现出来。这一年王昭君作为“郡国献女”[3]走进汉宫，开启了人生新篇章。第二年春，郅支的头颅在长安示众后被掩埋,朝廷编写了讨伐郅支的“图书示后宫贵人”[3]。呼韩邪得到这个消息，凭着他一生在内乱中“三败三胜”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还有他与汉结盟的杰出外交谋略，在他生命晚期，敏锐地谋划了与汉朝世代友好的安邦大策。汉元帝在临死的前3个月多时间响应并操办这件大事。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第三次访问汉朝，诞生了震动汉匈朝野的“昭君和亲”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实现了与汉匈60年无战争的安宁局面，而且实现了呼韩邪的儿子们近80年匈奴政权的平稳交替。
昭君出塞和亲后120多年，是汉匈从和睦友好到即将民族融合的时期。这期间三件作品从三个维度记载和传播了史实“福德昭君”的美好事迹。
（一）朝廷政治性文件《诏书》让昭君家喻户晓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到长安，主动提出了为汉守边等一系列汉匈长期友好的政治措施，包括“愿婿汉女子为妻”[3]。汉朝十分隆重地欢迎呼韩邪单于，十分慎重地确定了昭君和亲。朝廷因此发布《诏书》广告天下臣民。
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3]。
《诏书》被收录进《汉书·元帝纪》中。王昭君成为汉朝7个和亲女子中唯一被颁布《诏书》的。按汉朝礼义，女子出嫁前，呼其名；出嫁后，呼其字。“王墙字昭君”[3]《汉书》正是这样记载王昭君的。
（二）焦延寿《昭君诗二首》：定义“福德昭君”
《汉书·儒林传》记载：焦延寿年轻好学，得到梁王资助，先任郡吏，后任小黄（今河南兰考附近）县令。深受百姓拥戴，梁王拟调动他，但当地“三老官属”皆上书请愿挽留。梁王顺从民意，就地给焦延寿加薪。焦延寿生活在“宣、元、成、哀”帝年间（公元前77-前6年间），显然他是昭君出塞的历史见证人。
焦延寿收集了一些民间歌谣创作整理成《焦氏易林》。由于他是一个造诣很深的易学专家，《焦氏易林》共4096首诗，所有诗题都是按64卦的卦名、卦相排列组合而成，形成独具特色的卦题诗。这样一来，诗的内容与标题几乎没有关联，致使其中的昭君诗二首2000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999年陈良运先生才发现。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昭君文学作品。内容如下：[5]
《萃之临》：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
《萃之益》：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
诗中高度赞扬了昭君和亲，她像耸立的万里长城，实现了民族和睦，归顺了周边民族。昭君的“德”与“福”代表了当时民众的主流看法。
（三）《汉书》：完整记载“福德昭君”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子承父业完成《汉书》。他的外曾祖父金敞[6]就是匈奴休屠王的后裔[7]。他姑姑班婕妤是成帝宠爱的皇妃，古代著名才女。他弟妹班超与班昭，地位显赫。班固不仅熟悉西汉朝庭，也熟悉匈奴。班固时期，汉匈关系处于良好状态：16岁时（公元48年）匈奴第一次大分裂，南单于投奔东汉[5]。58岁（公元89年）时随军出征，大败北单于，撰写了著名的《封燕然山铭》[9]。第二年，班固代表朝廷到居延塞接受北单于投降[9]。
《汉书》完整地记载了昭君本人的基本情况与婚姻情况，还有她子女家庭情况、孙子情况、娘家俩侄子情况。《汉书》记载这些内容是因为她们参与了汉朝、匈奴的国家重要政治活动。昭君史籍记载虽然不及历史上的帝王，但已是很多将相所不能及，尤其是正史记载的女性中，更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除了前文已经提到《汉书·元帝纪》记载了昭君和亲内容外，《汉书·匈奴传》还有以下内容：
1.公元前33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3]。
2.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临死前安排儿子们即位的大事时，记载道：“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10]。接着记载了呼韩邪临死前商定并安排了颛渠阏氏、大阏氏、宁胡阏氏三个有封号的妻子所生7子“传国于弟”的即位顺序。这种安排是因为：颛渠阏氏与大阏氏是亲姐妹，她们的叔叔左伊秩訾是当年在呼韩邪单于走投无路时提出“今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3]”，改变了匈奴命运的人，而王昭君是在一定程度上关系未来匈奴命运的人。关于其他阏氏及其子，只是“又它阏氏子十余人[10]”一笔带过。
3.呼韩邪死后，复株累单于即位，“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10]”。匈奴为实现与汉朝长久和平，让复株累单于再娶王昭君，这是汉朝和亲匈奴的女子中唯一的一次崇高的政治待遇。此前西汉6名女子和亲中，汉初3位女子是朝廷被迫于匈奴和亲，没有作为；汉武帝时派出3位女子和亲乌孙，第一个女子和亲5年，两嫁乌孙王（叔侄关系）；第二个女子解忧公主和亲50年（公元前100-51年），两嫁乌孙王（堂兄弟），成功瓦解匈奴的西域势力，让汉朝成功控制了西域[10]。因此昭君和亲时，朝廷会吸取过去和亲中的经验与教训，此前进行相关的系列培训与准备，会派出200多名语言、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人员随行，会确定在匈奴期间工作的原则与方针。昭君再嫁是预料中的事，也应该是既定的内容。不会出现《后汉书》中“上书求归”与“从胡俗”[2]的状况。
4.公元前28年，“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复株累单于遣右贤王伊邪莫演奉献，来朝正月”，并试探汉朝对匈奴的态度。公元前25年王昭君丈夫复株累“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10]”。
5.公元前1年春正月，匈奴乌珠留单于来朝。9月，王莽为了在太后面前表现其威风，“乃风（通“讽”）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10]，昭君的长女云被封为公主（居次），随丈夫姓须卜，来到汉朝，服侍太后。
6.昭君娘家人首次受朝廷指令，侄儿“长水校尉王歙使匈奴[10]”。随同中郎将等人去处理匈奴接受车师后王等投降一事。
7.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派遣昭君的另一侄儿王飒随同五威将王骏等人出使匈奴，更换单于印章[10]。此举实质是王莽撕毁当年汉宣帝与匈奴的盟约，引起匈奴不满。
8.公元13年，“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10]，须卜当已是单于庭主事大臣，他与妻子居次云，为了缓和汉匈关系，说服单于庭，将王莽认同的咸立为单于。单于咸即位后，“云、当遂劝咸和亲”[10]，于是制止了汉匈之间一触即发的一场战争。
9.公元14年，“云、当遣人……欲见和亲候。和亲候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候飒使匈奴”，“单于……遣廚唯姑苏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10]，这次是昭君婆家与娘家亲人分别代表匈、汉去处理汉朝叛逃到匈奴的将领。王歙已是中部都尉、和亲候，王飒已是骑都尉、展德候，都是二千石朝廷高级官员。须卜当是匈奴单于庭的主事大臣。
10.公元15年五月，“莽复遣歙……等六人”送王莽“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车丧”回匈奴，“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王莽此前将单于咸在长安的儿子斩首，又不敢告诉匈奴实情，这次终于得到妥善处理。“莽大喜，赐歙钱二百万”[10]。
11.公元18年新即位的单于舆派云当夫妇的儿子奢、云的妹妹的儿子酼椟王访问长安。他们到长安后，王莽再施分化匈奴诡计，安排王歙、奢到边塞与云、当会面，待云、当等人从单于庭来到汉塞会面时，汉兵将云、当控制并胁迫到长安。云当夫妻的小儿子逃回匈奴。随后“莽拜须卜单于，欲出兵以辅立之”[10]，王莽已无力调动军队。结果，须卜当病死在长安。
12.公元23年九、十月起义军诛杀王莽时，云、奢母子在战乱中王丧生[10]。
13.公元24年冬，更始帝遣中郎将归德候刘飒等，送还还幸存的醯椟王等云、当亲属贵人回匈奴。同时，想借此改善与匈奴关系，但效果不佳[10]。很快更始帝败，随后东汉建立。
此外《汉书·王莽传》还记载有关昭君的内容，与上述一致。由此可知，公元前53年汉匈结盟友好，20年后昭君和亲再次提升汉匈友好关系。公元前1年王昭君去世后，她娘家、婆家的两代后人共8人，参与汉匈关系的维持与斡旋20多年，其中3位亲人死在长安，实现近60年无战争的和平局面。昭君及其亲人是“团结中华民族大家庭有贡献的人物”（周恩来）。
《汉书》比较详实地记载了昭君和亲的相关情况。此后《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都与《汉书》保持一致。汉献帝（189-220年在位）针对《汉书》难读问题，命令学者荀悦用8年时间，将80多万字的《汉书》订正增补改编成18万多字的编年体《汉纪》[11]，被学者称为“几乎无差错的上善之本”。再过100多年，袁宏（公元328-376年）编纂了《后汉纪》，没有关于昭君的新记载。约800年后，北宋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编纂了史籍《资治通鉴》[12]，关于昭君内容记载与《汉书》一致。除了上述四部史籍一致性地记载了“福德昭君”外，还有出土文物进一步证实了“福德昭君”：自1954年以来，文物专家对包头召湾汉墓进行多次发掘，共发掘97座墓葬，出土大量西汉末年的“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四夷尽服”、“千秋万岁”文字瓦当[13]。只有《后汉书》另辟蹊径，与众不同。因此《汉书》是记载昭君的权威史籍。下文将论证《后汉书》虚构“悲怨昭君”的历史根源。
二、虚构“悲怨昭君”文学形象形成过程
《汉书》以后300多年时间里，文人们面对大量匈奴人南迁融入中原，随后介入中原政权，直到消灭中原王朝，导致国家长期四分五裂的的混乱局面，人们感受不到当年的和平生活，他们的笔下开始扭曲“福德昭君”史实形象。正如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所说：《琴操》“叙事另类，情节独特”；《王明君辞并序》“误读历史，移花接木”；《西京杂记》首创“按图召幸”，“画工弃市”等情节，所谓“踵事增华，秀异可观”。《后汉书》将这些内容综合整理，定义了一个虚构的“悲怨昭君”。
（一）小说《琴操》：虚构“怨旷昭君”
《琴操》载于《乐府诗集》，署名为东汉蔡邕（133-192年）。蔡邕处在东汉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汉匈融合冲突剧烈的时期。《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蔡邕7岁时，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等人反叛，攻陷东汉城邑，单于及左贤王因东汉责备而自杀。随后吾斯等人入侵4个州，同时3个郡府被迫迁移。蔡邕22岁时，匈奴两将领反叛，入侵汉地，后被打败。三年后，南单于各部反叛，入侵九个郡，北中郎将张奂将叛军降服。公元177年七月蔡邕44岁，他在给皇帝的密奏中认为朝廷出兵抵抗不力。两年后，中郎将张修与呼征单于不和，擅自杀掉呼征单于，被朝廷押回治罪。蔡邕54岁时，东汉中山太守张纯投降鲜卑，与鲜卑人入侵东汉，汉灵帝不得以调南匈奴军队攻打，但又害怕匈奴军队失控，危及东汉。第二年汉朝叛军杀了于扶罗单于的父亲，并拥立他人为单于，于扶罗亲自来汉朝上诉。恰遇灵帝死，天下大乱，于是于扶罗率几千人掳掠汉境。公元196年，献帝依靠匈奴右贤王的军队护卫才东归。
《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蔡邕博学，堪称旷世逸才，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历史学家，擅长音乐。为人正直，遵从礼义。蔡邕敢于直言，蔡邕因此遭遇奸臣报复陷害，被流放包头九个月。流放期间奸臣先后两次出钱让刺客追杀他，刺客知道蔡邕人品后，不仅没杀他，反而提醒他要小心。后受董卓尊重和重用。董卓被诛后，他因为董卓叹息，被逮捕，死于狱中。
《后汉书·烈女传》记载，蔡邕女儿蔡文姬“博学有才辩”[3]，但命运坎坷，一生三嫁。初嫁“亡夫无子，归宁于家”。约公元195年天下大乱，文姬被匈奴掳去，再嫁给一个匈奴人，生下两个儿子，在匈奴生活十二年。公元207年赤壁大战前夕，曹操思念已故好友蔡邕，同情他后嗣无人，于是派人重金赎回文姬，她三嫁屯田都尉董祀。蔡文姬留下了《悲愤》诗二首，叙述了匈奴等军队“长驱西入关”，“所向悉破亡”；她被掳去匈奴后吃不好，睡不好，泪眼不干，“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令人十分痛心；当曹操派人解救她时，“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母子诀别时令人撕心裂肺。后世文人对蔡邕及其女儿的身世关注，尤其是蔡文姬在塞外艰难、悲伤等内容，被移花接木，用到了昭君身上。
蔡邕擅长音乐，收集整理了琴曲《琴操》：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于国中。穰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以其有异于人，求之皆不与。献与孝元帝，以地远既不幸纳。叨备后宫。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单于何所愿乐？”对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备。惟妇人丑陋，不如中国。”帝乃问后宫：“欲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时单于使者在旁，帝大惊悔之，不得复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子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单于举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14]。
文章的内容已经完全背离史籍。误述昭君为齐国人。第一次描写昭君貌美，“颜色皎洁”比喻昭君像月光一样美丽。《汉书•元后传》：“初，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如怀”[3]，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她母亲当年怀她时，梦月如怀，王政君经历四代帝王影响朝政60年，王莽就是她的侄儿。蔡邕将月亮借用到昭君身上，从此昭君与月亮联系起来，并传说王昭君是农历八月十五出生。作者戏说历史，说元帝与匈奴使者喝酒闲聊时随意决定了昭君出塞。昭君不愿再嫁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世违，“吞药自杀”。作者还冒充昭君写了诗《怨旷思惟歌》。
《琴操》是继焦延寿《昭君诗二首》的第二篇文学作品，是流传最早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对虚构昭君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王明君辞·并序》：虚构“陵辱昭君”
石崇（公元249－300年）处在三国与西晋时期。他16岁时，司马炎建立西晋；42岁时，西晋暴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触目惊心的王室内部大屠杀为匈奴人介入中原提供了机会，导致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晋书·石苞》记载，石崇自小聪慧、有勇有谋。曾参军作战；当过官，因放荡不羁，官职受限；后来成为文学家。他财产极多，身边美女如云，“后房百数”，他与王恺争豪斗富的故事流传千古。石崇有个美女叫绿珠，在宋朝以前被列入四大美女之一。他最终因美女和财富而死，石崇的母亲、兄长、妻儿共15人遭连累被杀。石崇51岁被斩首时内乱仍没结束，内乱直接导致了西晋被匈奴灭亡。石崇的诗及其与美女绿珠的故事成为后代文人创作王昭君作品一个关注点。石崇处在匈奴大规模融入汉民族，并且匈奴即将消灭西晋王朝的前夜，他的笔下，一个背离史籍的“陵辱昭君”文学形象诞生。《王明君辞•并序》：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故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选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1]。
作者颠倒历史，说昭君出塞时“匈奴盛”。诗的开头就是昭君不愿嫁的凄离场景。她千里迢迢来到匈奴后，内心伤痛无以复加。她进了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庭，贵为“阏氏”，大富大贵，但昭君并不觉得荣耀。她先后嫁给父子单于是一种“陵辱”。在苦闷、寂寥的生活中，她忍耐着种种精神上的煎熬，内心积满了愤恨，甚至想到了死。作者把细君公主当年用琵琶消愁借用到昭君身上。昭君第一次与大雁相连，后来有了昭君“落雁”之美。
（三）小说《西京杂记》：虚构画工毛延寿
《西京杂记》作者葛洪（284-364年），晋朝人。他正好生活在中原内乱，匈奴等北方民族强盛阶段。他7-23岁期间，亲身感受了“八王之乱”的灾难；大约20岁时，他参军立功，但不想争功，“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15]。28岁时匈奴人攻占洛阳，33岁时匈奴人攻占长安，消灭了西晋，建立前赵政权。46岁时前赵被灭亡，东晋在南方建立，北方广大区域形成“五胡十六国”。他在山河破碎、国家分裂状态中度完余生。《西京杂记》把王昭君“哀怨”首次归罪于画师：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藉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作者不顾汉元帝情感挫折以及后期长期生病。乃至“不亲政事”[3]的事实，虚构“案图召幸”。写昭君“貌为后宫第一”。画工毛延寿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毛延寿并没有给昭君画像。毛延寿这一虚拟人物被后人不断丰富，演绎成为影响昭君文化最为重要的人物。作者首次描写王昭君情操高洁。文章首次把一件普通、正常的政治和亲历史事件转向了人间善恶斗争的社会生活，人物之间的对立、矛盾与冲突雏形已经显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吸引了读者的想象，使得《西京杂记》对后世的影响比《琴操》更大。
刘宋王朝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444年）编著的小说《世说新语·贤媛》中的王昭君内容与《西京杂记》前半部分一致，没有皇帝追责，斩画工的部分。
（四）《后汉书》：定义“悲怨昭君”
范晔（公元398-445年）是南朝初期著名历史学家。他处在汉匈民族融合的中后期：年幼时，融入月氏的匈奴人在今甘肃地区建立了北凉政权（公元397-460年），他生前并没有看到北凉政权消亡。20岁时，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裔铁弗人赫连勃勃攻占长安称帝，建立夏国。范晔一生依然生活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看不到国家统一强大的迹象。公元445年，范晔因谋反罪，全家被斩首，这时《后汉书》还未完成。
《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事，与西汉时王昭君及其亲人无关。但作者所处时代的汉匈关系变化驱使他去改写昭君；这期间小说的盛行为他选材猎奇奠定了基础；《琴操》、《王明君辞并序》、《西京杂记》、《世说新语·贤媛》等文章成为他的选材来源，于是综合整理定义了虚构的“悲怨昭君”。“悲怨昭君”折射出这期间人们对匈奴融入汉族以及国家四分五裂的痛苦反映。内容如下：
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2]。
这段文字历来备受争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史通·采撰》对《后汉书》选材猎奇而有失真实提出批评。南宋学者王观国《学林·卷四》明确指出“后汉匈奴传所言王昭君一节，首尾乖谬之甚”。“盖小说多出于传闻不可全信”。清朝也有学者提出这些文字来自于小说及移花接木。当代学者宋云彬在《汉书·校点说明》中指出：“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谬…而是后人补撰。”当代昭君历史研究专家林幹、马冀也对这段文字提出了疑问[1]，候广峰先生指出这段文字是唐太子李贤等人写的注[16]。最近笔者研究得出结论，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没有被杀[17]。这段文字只有“南郡人也”“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两处与史实大体一致，其余都是虚构。
作者把王昭君的名和字颠倒，误写成二个儿子。还凭空想象了一个“临辞大会”，其实元帝晚期因身体生病长期卧床。作者将汉元帝做太子时，他母亲要元帝“见政君等五人”[18]宫女的记载，移花接木，变成元帝赐给单于“宫女五人”；将和亲乌孙公主刘细君的史籍“上书求归”“从国俗”，移花接木，变成王昭君“上书求归”“从胡俗”。作者还采用小说手法对昭君进行心理描写“积悲怨”，用十六个字描写王昭君的美貌，“就像是一篇当时的小说，颇具吸引读者的魅力”（蒋方）。因为这段文字出现在史籍，虽然倍受争议，但情节很有吸引力，所以对后世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背离史实的“悲怨昭君”从此留传下来。
尽管这300多年时间里产生了5件“悲怨昭君”作品，但是这个时期史实“福德昭君”并没有停止传播，《汉纪》、《后汉纪》进一步印证了史实“福德昭君”的内容。由此开启了史实“福德昭君”与虚构“悲怨昭君”两个对立的昭君文学形象同时传播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后汉书》后到隋朝统一前，这段时间产生了14首昭君的诗，都属于“悲怨昭君”的内容。隋唐统一后，昭君文化呈现出以下规律：即当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符合史实“福德昭君”文学作品就多；反之，虚构“悲怨昭君”文学作品就多。唐朝统一强大，出现了一些“福德昭君”的创新文学作品，比如储光羲（公元706-763年）《明妃曲四首》中描写单于体贴恩爱昭君，为昭君演奏汉乐府的歌曲；单于站在雪地中，轻轻地为昭君披上外衣；昭君与大家一起观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还有张仲素（公元769-819年）《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和平安宁的美好画面展现在眼前。唐诗中至少有杜甫、白居易等六人提到昭君村、昭君寺庙等遗址遗迹，昭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北宋时期再次和平安详，“福德昭君”作品有不少，司马光严肃修史，《资治通鉴》摒弃《后汉书》中关于王昭君的那段文字；王安石发出“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赞美；还有方夔的“妾身生死何须道，汉人嫁我结和好”等。元朝是蒙古族统一中国，虽然强大，但元朝对汉人实施严厉的打压和歧视政策，于是马致远的《汉宫秋》将“悲怨昭君”推向顶峰。明清时代依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符合史实的“福德昭君”的作品成为当今昭君文化的主流。
作者简介：
易行国，正高职经济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三峡大学特聘教授，现就职于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